学术成果
张克宾:不困在于早虑,不穷在于早豫

近日,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《把握新发展阶段,贯彻新发展理念,构建新发展格局》,文章强调:“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。‘不困在于早虑,不穷在于早豫。’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,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,必须增强忧患意识、坚持底线思维,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。”

“不困在于早虑,不穷在于早豫”,语出西汉刘向《说苑·谈丛》。意思是说,要想不陷入困境,就须提前谋划;要想不至于绝境,就须事先预防。究其所本,这句话又源于《荀子·大略》所说的“先事虑事,先患虑患。先事虑事谓之接(通‘捷’),接则事优成;先患虑患谓之豫,豫则祸不生。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,后则事不举。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,困则祸不可御”。简言之,其所表达的乃是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特征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。

就历史而言,中华人文精神的觉醒发生在殷周之际,其原动力就是忧患意识。作为中华元典之首的《周易》便是这一时期忧患意识的产物。“《易》之兴也,其于中古乎?作《易》者,其有忧患乎?”(《周易·系辞下》)《周易》开篇乾卦之九三爻云:“君子终日乾乾,夕惕若厉,无咎。”君子整天刚健奋勉,振作不已,到了夜晚仍心怀忧惧,如同危险就在身边,不敢懈怠,从而得以免遭灾祸。乾卦《象传》又说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自强不息的精神背后蕴含的正是深沉的忧患意识。既济卦《象传》说:“水在火上,既济,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”既济是说事情已成,功业已定。当此之时,并非高枕无忧了,危机仍然存在,因此君子要谋虑可能发生的祸患而预先做好防备。可以说,《周易》通篇都充溢着浓郁的忧患意识。这种忧患意识,直接为孔孟及后世之儒者所继承和发扬。孔子云: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又云:“危者,安其位者也;亡者,保其存者也;乱者,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乱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(《周易·系辞传下》)《左传》襄公十一年载:“《书》曰:‘居安思危。’思则有备,有备无患。”孟子更是发出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深切告诫。正是这种发轫于殷周之际、大成于孔孟的忧患意识,激发了中华民族刚健自强的精神气概,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、历久弥新。

从思想上看,忧患意识产生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。在历史的实践中,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不断提升,逐步认识到人世的吉凶祸福并非取决于天命鬼神的意志,而多是人自我作为的结果。所谓“黍稷非馨,明德惟馨”(《尚书·君陈》),说的就是祈福于鬼神不如修省自我之德行的意思。当人的意志屈从于天命鬼神的时候,对于世事与人生的变化只有无尽的恐惧,谈不上有何忧患意识。须知,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的主体精神。这种主体精神在实践中,首先表现为一种责任感。人必须在认识到自我对事情的好坏成败负有责任时,才能产生忧患意识。由主体精神和责任感所引发的忧患意识,进一步便彰显为大有为的担当精神。两千多年来,从孔子的“当仁,不让于师”,孟子的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”,到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再到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所反映的都是深怀忧患意识的中国古代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精神。

忧患意识在强调主体当下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同时,又引发主体自觉地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预判,体现为一种前瞻性思维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云:“几者,动之微,吉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几而作,不俟终日。”其所说的“几”就是事物将要变化的前兆,它既可能是好的苗头,也可能是坏的苗头,往往是危机与良机兼而有之。能适时准确地把握住它,就能将祸患消弭于无形,就能将事业培植广大。“见几而作”,就是忧患意识之下滋生的实践智慧。清代思想家魏源说:“人不忧患,则智慧不成。”(《默觚·治篇二》)所以,忧患意识所具有的前瞻性特点,使人在觉察到危险潜存的同时,也能看到机遇的萌生。适时通变,消除危机,把握机遇,就是忧患意识所蕴含的大智慧。

中国共产党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实践中,始终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,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。在新时代条件下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,越是前景光明,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,做到居安思危。”增强忧患意识,是我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,是基于对党、国家、人民事业的责任和担当而产生的政治自觉和实践智慧。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,是提升新发展理念下安全意识、风险意识和战略意识的根本要求,也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必要的思想准备和规划指导。

(作者张克宾,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)

文章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,2021年6月8日 16版